几个大臣都笑了，刘钰心道我压根就没想说什么“因噎废食”之类的话。
可皇帝都这么说了，自己不接话，怎么显得皇帝英明神武、判断准确、识人精准？
只好故作一副尴尬地像是“因噎废食”已到了嘴边、又被他咽回到胃里的模样。
演了半晌，才道：“臣以为，这事儿其实很好解决。日本吃糖，糖卖不出去，就打一顿日本，让他只准买本朝的糖；印度人也吃糖，糖卖不出去，就打一顿印度，让其不准买英国的糖；波斯人还吃糖，那就打一顿波斯，不准其买荷兰的糖，这就不解决了吗？”
旁边几个大臣都憋着笑，心道这番话我们也猜到你会这么说。鲸侯啊鲸侯，人家是外圣内王，你是死抱着霸道不放了。
有一两个知根底的，也觉得刘钰满脑子就是开战。
漕运改海运，开战，只要没有南洋的海上威胁，海运就安全；天灾，便宜招兵、日后开战，把灾民往虾夷等地运，或是垦蒙、垦西域；瓷器卖不进日本，商船被限制数量，开战，打到把瓷器卖进去为止；如今更是连白糖红糖冰糖，都直接琢磨开战……真是，无语。
也有的想，得亏丝绸、瓷器、茶叶等，好卖。若是这些东西也不好卖，或者人家闭关不买，勒令节俭，岂不是要从日本打到欧罗巴，就为了卖茶叶？
这话别人说，多半会觉得实在暴论。但刘钰在朝堂上天天讲、日日讲，这些人都听麻木了，反倒觉得若刘钰不这么想，才是大大的有问题。
说完了常说的言论，刘钰又道：“至于说商人求利无德，此事……前朝有优免的时候，多少人带地投效，逃避正税。有功名才优免，我也没见他们读圣贤书的，便比商人德高多少。”
皇帝哈哈一笑，刘钰举得这个例子实在是不太好听，但现实总不是那么美好的。
李淦心道，朕还是了解你的，连你想说什么词都想好了。你举的这个例子，实是在朕的意料之中。看来你还真的怕这荷兰人的话？还是觉得朕真的会因噎废食？
然而，实际上刘钰还真不怎么怕瓦尔克尼尔说的那些东西。
荷兰是荷兰、大顺是大顺，两边的情况根本不一样。
瓦尔克尼尔的担心，在刘钰看来，那就是一个自以为自己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用着荷兰的经验来理解中国的事务。
对大顺而言，手工厂起义反抗这种事，小事。
相反，对内倾销、小农破产、男耕女织解体，这才是大事。
荷兰不怕后者，反倒怕前者，因为荷兰根本没有后者；但大顺根本不在乎前者，怕的是后者。
虽然两者是一体两面，但荷兰人下毒的方向，下错了。
刘钰不是荷兰人，很了解大顺的情况，所以他搞得那些手工业工厂，有一条明显的界：前期坚决不碰纺织业等“敏感”行业。
大顺不缺劳动力，也不需要搞什么圈地运动，就靠正常的兼并、甚至是抑制兼并政策下的无地流民，都用不了。
就算皇帝现在脑子锈了，真的用了北派儒生的“三十年地租赎买政策”，实现了全国均地，那也不会缺劳动力。
此时整个世界的蔗糖市场，也就能容纳十万工人，这里面还包括奴隶、砍甘蔗的农奴等等。
实际上此时全世界的消费能力，纯粹的制糖厂的产业工人，哪怕是现在没有蒸汽机靠牛马拉绞盘，最多也就容纳个十万人顶天了。
而且各国都流行重商主义，高关税壁垒，都想当只吃不拉的貔貅。大顺拼了老命最多也就能容纳个万人劳动力。
这点人，够干啥？莫说不可能全都一起起义，就算一起来，万人，朝廷放在心上吗？
所以刘钰一直认为，此时的世界市场太小了，此时全世界可能都容纳不下一个前蒸汽时代手工业工厂化的苏南的生产力，甚至都不用整个江苏。
一省先工业化的本质，就是把国内的其余地方当殖民地，迅速瓦解掉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单就这一点，皇帝肯定是不允许的。
朝廷制度的支柱，是小农经济，谁当了天子都要想办法抑兼并、稳小农。
瓦尔克尼尔把巴达维亚那屁大的地方，刻舟求剑一般来恶心大顺，实际上说句难听的，就大顺立国这不到百年，千人规模的起义，那叫事儿？少于四五万、不能震动三州五县规模的起义，都没资格在史书上留名。
手工业革命带来的“皇帝眼中的危险”，刘钰早就画出了一条红线，根本碰都不碰。
而红线之外的种种情况，哪里算因噎废食，最多算是吃菜的时候菜上面沾了一块锅上的黑锅巴。
反倒是瓦尔克尼尔的话，反向会提醒皇帝，要对外扩张、夺取市场。
因为，有些事走到这一步，皇帝心里很清楚，是退不回去了。
退回去的路，无非就是北儒那一派的老生常谈，井田制的种种魔改变种。
颜元和李塨的那些三十年地租赎买之类的扯淡想法，不是不好。
而是和“我要是力大无穷就能举起泰山”一样的、正确的废话。不能说是错的，关键是：结果很好，但是，怎么做呢？
皇帝又不是王莽，怎么可能傻到走这一步？
再说，就皇帝这性子，刘钰也算是摸透了一些。
哪怕皇帝想要退回到纯粹的小农时代，复前明开国之旧制，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农村，控制人口流动等等，也需要一步步地来。
移民也好、垦荒也罢，都是为了缓解人地矛盾。而这，又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
就像是刘钰在日本谈判的时候，与德川吉宗说的那番话：德川吉宗是想改革也好、是想退步也罢，总得先当几年买办，攒下钱。
大顺这边也一样。
是进步也好、是后退也罢，总得对外扩张几年、扶植一波工商，从而攒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