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明朝官员以抵制为荣，靠抗税来收揽民心、培植声望，尤其是江南地区，再重的税派，都给打了折扣。
对于明朝官员来说，抗税的风险太低，大不了罢官回家了事，可一夜就出名了，红了，简直比后世的炒作效果还好。
官员和乡绅富豪勾结，沆瀣一气，抗税、拖欠成为惯用手段，损公肥私反倒成了为民抗命的好官。
可从天启三年开始，这些从宣德年间便开始的积弊便逐渐被皇帝的雷霆手段给扫除了。
如果是有心人，可以计算一下，几年来，被严惩抄家流放的官员士绅有多少？
大到朝堂上的一二品，小到乡村的地主豪绅，头一两年说杀个人头滚滚，也不为过。
赋税能如数征收了，侵占隐冒的土地被清理出来了，“苛农宽商”的弊政被逐渐扭转了，国家财政也宽松了。
越是如此，皇帝反倒不急于实行“摊丁入亩”了。在他心中，开始酝酿废除人头税的惊人之举。
只不过，在废除之前，把豁免丁税作为鼓励百姓接受教育的手段，却还有着很大的利用价值。
辽饷不征了，练饷、剿饷更不必再出现了。
最主要的是，在严刑酷法下，吏治也清明了许多，老百姓的负担不重，皇帝也想着别把施恩一下子到位，总要留出些空间。
当然，辽东重建、海军扩充等等，依然还使朝廷的财政不是那么宽松，多收些钱，又不会逼得百姓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