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权的成立已经近在咫尺。
进入3月份后，汪精卫伪政权的高层活动频繁，不断向外界释放着汪精卫所谓“和平救国”的理念。
与此同时，日方也对这个即将出现的傀儡组织，投注了极大的重视和人力物力。
甚至，日方公开宣布，将对汪精卫给予全力以赴的协助和支援。
在上海，影佐祯昭奉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汪伪政权的顺利成立。
只是对他来说，前程却似乎不是那么乐观。
尤其是当伪和平军第一团瓦解的消息传来。
这等于是给了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狠狠的一记重击。
这也让全国各地的伪军思想上都不同程度的产生了动摇。
军统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他们不想去做的事。
甚至，这样的说法都已经在伪军中传开了。
一个团没了，还可以重建。
但是如果信心和士气受到动摇，那就麻烦了。
“要策划一场大捷，来鼓舞所有人的士气！”
说说简单，可真要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就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羽原光一却完成了一个“奇迹”。
日本宪兵队抓了一批嫌疑分子，有些人经过审查确认没有问题，宪兵队让他们写了保证书也就释放了他们。
然而无巧不成书的是，羽原光一正好来到宪兵队办事，正好看到了这一批已经被释放的人。
他只看了一眼，便叫住了其中的一个人，简单的询问了几句，无非就是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而已。
这人如实回答，自己是从香港来的，到上海来拜访亲戚云云。
羽原光一却下达了逮捕他的命令。
一经严刑拷打，这人全部招了。
宪兵队抓到了一条大鱼：
此人竟然是军统局重庆总部派到天津抗日锄奸团去的联络员费应孙！
上海有铁血锄奸团，天津也有一个抗日锄奸团！
天津抗日锄奸团的总负责人为曾澈，在天津沦陷之后，带出抗日锄奸团锄奸杀敌，搞得天津的日本人走狗汉奸人心惶惶。
可惜，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长裴级三被日特逮捕后叛变投敌，将曾澈出卖，把所有抗团活动及联络地点，告知日本宪兵队。
抗团重要人物李如鹏被俘。
曾澈在李如鹏被捕时，已隐蔽起来，他还是被叛徒裴级三率警捕获，押送日本宪兵队。
抗团另一领导者丁毓臣在日伪搜捕时曾到北京躲避，住了几天觉得没有事了又回到天津，因而也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