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船津的一个中国朋友委托他送一批民生亟缺的物品，需要过孟恩远部队的营地。要在以往，当然不在话下，船津可是做过多次，也从中渔了不少利，可是在奉军压境时，就有点敏感了。
他的朋友也觉得似乎有点难办，便有些尴尬地说：“船津君，如果此事困难，我另想办法好了。倘若与当地驻军产生冲突，上面追究下来也不好交代。”
若是单单前面一句，船津也许就顺势算了，毕竟他只是一个小职员，也不想惹出乱子来。至于朋友嘛，只是他渔利的跳板，有求于他的中国人可海了去了。但是后面的一句，可是大伤大日本帝国蝗军的面子的----中队敢和蝗军叫板？船津狂妄地拍拍胸说：“没问题，南满线是帝国在东北的生命线，看谁敢挡我蝗军的道路。”只是，他没有看到这位朋友眼中一闪而过的狡黔。
还真的有人挡住他的去路。
大敌当前，吉林军在宽城子的部队已经戒严，对船津一行当然按命令行事。船津大光其火，他无视哨兵的阻拦，要强行通过吉林驻军的营地。
职责所在，哨兵当然不同意。眼看双方谈得越来越僵，不知什么时候，船津的朋友推搡了哨兵一把。哨兵也是烈性子，对日本兵怕是怕，但一个手无寸铁的日本职员也敢这么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接下来自然是双方言语不和发生殴斗，势单力孤的船津被揍得鼻青脸肿。
挨打后的船津当然不能这么算了，晃着两条罗圈腿跑回宽城子车站日本兵营去搬救兵。在东北这块地盘上竟有人欺负日本帝国的公民，这还了得！大批日军马上驰赴现场。
以往单这种气势，在中国根本不需动手，对方自然乖乘服软，日本兵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有的军服都没扣好，步枪还扛在肩上，正想耀武扬威地找茬。按经验，只要闹大了，对方自然会卑躬屈膝地说好话，还会乖乖地把当事人交出来了事。
可是这一次错了。
还没及质问，对方就根本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直接一梭子弹，全往要害上送。这批日本兵根本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有些人子弹没上膛，便不明不白地毙命了。
虽然事出突然，日本兵训练有素的特点马上体现出来。随着带队军曹一声“嘎嘎给”的大喊，日本兵马上还击。两边一来一往打了个不亦乐乎，一场激战瞬间开始。
要说宽城子驻军与日本兵的战术素养真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有心算无心，日本兵只为找场子，也没有携带重武器。再说枪战打响后，同仇敌忾的吉林驻军即迅速增援，在人多势众有先发优势的驻军手里，日本兵没占什么优势。混战中，日军死18人，伤17人，吉林军死15人，伤14人。
这场莫名其妙的战斗究竟是如何引发的？一直众说纷纭。据后来编入奉军、最高职务任过军区司令的张诚德上将回忆，他当时就任吉林宽城子驻守团营长，交战前双方军队根本未及派人接触，突然从已方侧边冒出几个穿着与已方同样军服的陌生人，向日方先开数枪打死数名日军引起日军对抗，在日军报复后，自己出于愤怒才下令自卫。日军因为人少不敌，当时就退后了。但等到再寻找这群陌生的“友军”时，他们却像幽灵一样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从何而去。
日军少佐纠田武夫的战斗日志也证实了并非对面吉林守军先发第一枪，而是另一股似乎是增援（当时误认为）的敌军先发制人。由于场面混乱，没有人在意这群人到底是不是吉林驻军一伙的，因为他们的制服一模一样。不管是谁，这在日军统治下的东北甚至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宽城子事件”发生后，日方从公主岭等地调来大批军队，向中国方面施加军事压力。要求在长春的吉林驻军，全部退出十五公里以外。当时长春是吉军对抗张作霖的重要据点和战略要地，这样一来就破坏了吉军原有的军事布置，打破了吉、奉间军事的制衡态势。
孟恩远听到消息后，双手颤抖，两眼泛白，只是喃喃自语：“是谁下的黑手？是谁打的冷枪？”
北京政|府得到“宽城子事件”的消息后，惊恐万状。对一心苟全于乱世的中廷大员来说，宁得罪于家奴，不得罪于“友邦”是一贯的政策。为了不使事件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乃发布命令，严厉斥责孟恩远，并下令革除高士傧职务。
以前还能惺惺作态，现在中|央真怒了，还敢再抗兵锋吗？如果对国家造成损失，肇事者百死莫赎，这个责任谁扛得起？
这也是弱国外交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