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农民起义没有一次是真正成功的，原因，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已经给出了很中肯的结论：农民意识的狭隘性和政治上的短视，说得好听点叫小农意识，这也是农民不能成为革命领导者的原因。
眼前利益为重、放不开手脚、过得去就好。
不用担心届时粮票兑不出现粮----因为耕地不断扩大的原因，政|府在下一年度向耕种者征收的 “地租”即税收也会更多，而且老百姓余粮公“存”的数额也会更大。粮食虽然是必须品，但只要政|府信誉良好，能够随时凭票换得粮食，没人愿意冒着犯法的风险非要把票变现。由于粮票的可及时兑换性（其实也兑不了多少，政|府对余粮的管控是很严格的，你没事放些粮食在家里招贼吗？），老百姓起初还是很喜欢它的，当然是相对于国库券而言，至少是心里安稳些。
这和银行业的经营是一个道理，只要不挤兑，正常经营的银行资金有进有出，便没有事。
至于政|府会不会赖账？反正我们劳苦大众一惯是有选择性地被迫相信了，要不，怎么对得起口吐横沫、契而不舍、真情流露的人民党农工部和宣传部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工作人员？
这样，以极少的代价，政|府得以把东北大地上的大部分农业产出集中对外出售，狠赚了一笔。
起步阶段是最痛苦的，因为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把粮食卖了，又时刻要注意不要让粮票兑现落空。无论粮票还是国库券，都是全新的东西，至少在这个时代是。它的唯一死穴是信用，张汉卿也花了很大代价保证了他的自由兑现，即使是政|府因投资过大而青黄不接的时候。
其实国库券与粮票都是政|府用一张纸换得实物，只是一个时间较长、一个时间较短而已。
这样一捂一年。由于粮票和一年期国库券都安全、及时的可兑现性，一些稍微聪明些的百姓就觉得，放在手里一年都“用不着”动的粮票，与一年“不能”动的国库券，安全系数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国库券在兑现时还能多出几斗的所谓“利息”来：十亩地的收成“存”入粮管所，一年后能多出斗半的利息。
因为粮食的连续丰收，有些灵活的农民想到为什么攥着一堆不生钱的粮票呢？国库券还能有利息呢！这样，滞销一年的国库券开始火起来。
作为良性循环，普通农民看到它的好处和政|府无条件兑现的决心和事实后，也在当时较少投资机会的条件下，第二年、第三年发行的国库被越来越多的人购买。而且更利好的是，因为利息更高，三年期的国库券的发行情况更好。国库券的发行从筹备时的不到两百万一下子跳到六千万，第三年又增到一亿五千万。
借着工业大规模投产的东风，这个数字的扩大不值得担心，完成最原始积累的政|府财政完全负担得起。因为相同规模的工业收入一定会超过农业所得，否则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区分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没有意义。大不了用工业的盈余再来反哺农业。而且，每年都要发行新一期的国库券，虽然有些像寅吃卯粮，但总算能缓一口气嘛。
通过这种方式，政|府所发行的国库券开始得以比较顺畅地进行了。老百姓信任政|府了，一些更大胆的举措也可以实施而不像开始强制发行国库券那样受到各地的抑制。
张汉卿笑了，他把它叫做“暗渡陈仓”。
于是张汉卿再发行各种“券”就顺利多了。
通过各种“券”，将东三省杂散在民间的资本用以币易物的形式逐渐集中到政|府手中。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得多了。
比如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有人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的是一种不可兑换的“大豆券”，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搞建设。虽说初期残酷了些，但是这是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想走向复苏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想当初正史上政权也是用以农补工的方式行了几十年才走向工业的发展，而正史上的某个超级大国也就是依靠不断印制美元来维持其经济地位的，看来作法异曲同工。不过此张汉卿比正史上的少帅强了些，他可不会干那些杀鸡取卵的矬事。将来发达了，各种“券”还是要兑现的，就权当它目前是一个为期n年的国债吧。
各种“债”与“券”，本质就是以东北自治政|府控制下的银行所发行的债、券来易物的交易。由于是在各省政|府管辖范围内通行，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面上流通的奉小洋票和现洋，让曾经在东北金融领域呼风唤雨的外国银行特别是日资银行大呼伤不起，因为他们被合理合法地剥夺了进入东北农村的触角----农村无款可存，农民只有“债”、“券”和“票”，在工业还不发达的东北地区，光靠着城市里人那少得可怜的交易量，开银行不是一个好主意。
他们也想通过政|府向北洋政|府施压，但因为东三省实质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中|央的财政政策对关外不管用，因为人家自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