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这句话就有点让高务实意外了。宣大山西方面没个“坑”里都有“萝卜”，不可能空出一个位置来让高务实顶上去，那么“你去”的意思就只有可能是作为钦差前去主持这件事。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务实现在身上已经有了一桩差遣了，是去主持山西乡试。
主持乡试这件事在后人看来，其重要性恐怕完全不能和俺答之死相比，其影响就更不用说了。但事实上，在明人看来，主持一省乡试，比做个册封顺义王的钦差要重要得多。
乡试，试场设在各省省城，即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南北直隶的试场分别设在应天、顺天二府，即后世的北京、南京。考试之前，各布政司及二京府均聘请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
主考官的职责是出题、审卷、决定录取名单、排定名次并上报礼部，同考官则负责协助出题、审卷。
今年山西乡试的主考官，就是高务实和孙继皋。
这是一个有些意外的安排，因为随着这一安排的出现，乡试的考官任命又发生了一点制度性的变化。
明初的时候，南北两京乡试的主考官规定用翰林官，各省则教官、耆儒兼用。到了景泰三年，定两京乡试考官仍用翰林，但各省考官不再用“耆儒”，只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平日精通、持身谦谨者”充任。
这一规定，本意是要考官得人，但考官既由布、按二司与巡按御史推举，而教官本来就职份卑微，对上司的嘱托也就不能不有所关照，有的甚至主动献殷勤，致使考生们意见纷然。于是不断有人建议差京官往各省主考乡试，以杜请托。
于是到了嘉靖七年，世宗采纳大学士张璁的意见，每省派京官或进士二人前往主考，但只行了两科，就因与监考官的礼节纠纷而罢，此后时行时罢，没有一定。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万历十一年，礼部才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最后定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个人较多的省份，由翰林编修、检讨主考，其他省则派六科给事中及礼部主事主考。同考官也要求由进士出身的府推官、知县担任，教官只是“间用”，加以点缀而已。
但是，历史上万历十一年发生的事，现在提前到了万历十年，并且步子走得更大。
仔细想想，倒也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到了次年，朱翊钧开始nn倒算，同时也把一些他认为该改革的事情提上了日程。后世一提朱翊钧清算张居正，就说他一反新政，其实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某个时期的政治风气。
事实上，此时的朱翊钧已经在张居正无比严厉甚至无比严苛的帝王教育下，拥有了足够的政治见解，他已经能够自己判断哪些措施是必要的，哪些措施是有问题的。所以当他对张居正的幻想破灭后，他开始通过各种举动来证明：没有你张居正，朕照样能治理好大明！
但是很快，朱翊钧发现现实与他想象中有所不同，文官集团根本不配合他，尤其是国本之争，更是让这种不配合升级成了对立和冲突。
朱翊钧开始试图从他的父祖两代皇帝身上，找到一个好的应对办法，最后他失望的发现，自己无法单纯的模仿自己父亲或者祖父。
他的父亲隆庆帝，素来以仁厚著称，他的治国理念非常简单，正如他临终之时的交待：凡有事难决，问高先生即可。
但自从出了张居正的事这个平时教导他尊俭朴、去奢靡的帝师，自己竟然奢侈到他这个皇帝根本没法想象的境地朱翊钧不敢相信那些看起来甚至还不如张居正的臣子们了。
父皇有高先生，谁来做朕的高先生呢？学不了。
那么，学皇祖父？万历又摇了摇头，这位皇爷爷的权术不可谓不高明，可是身后名却是什么呢？世人只记得海瑞那句话：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
天下之人，都认为你不是一个好皇帝！内外臣工都知道这件事！
海瑞写这道治安疏的时候，嘉靖还未“盖棺”，但这句话偏偏就“定论”了！
可见，皇爷爷的权术也学不得，否则迟早自己也要被“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将来自己住进天寿山，怎么跟历代祖宗回话？
朱翊钧有嘉靖一般的聪明，却没有嘉靖那般刚愎自用甚至自私自利，但又不像隆庆那般豁达到能够“以天下累先生”，因此最终他只能选择当鸵鸟随你们怎么上疏，我认为有必要的事情就处理，我认为没必要的事情就不回话。
后世经常有人说，万历不上朝，不理政，朝廷上下连官员都缺了一大批人，中枢机构几乎陷入停顿。
这就神奇了，中枢机构都陷入了停顿，居然还能打赢三大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