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科，可上溯至史前关于渔猎之域的描绘。在欧洲，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埃拉托色尼能够计算出五十里范围内地表长度的正确数值。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人马里努斯首先提出在地图上运用投影的思想——把地球圆形表面的全部或部分压缩到一个平面上。
在中国，地形测绘自然也很古老，先秦时期已经发明了测量工具“规”与“矩”并进行地形测量与方位测量。汉代，天文定位法被引入方位测量，十字线网格测量距离的原理也得到应用。说起地图绘制，当古罗马人还在绘制道路里程图时，晋代的裴秀就发展出一套绘制地图的理论并据此绘制《禹贡地域图》。
赵昺清楚东西方在制图学上此时已经走上了两条道路，而裴秀在绘图上的理论可以影响了中国一千余年。他的理论可以概括为“制图六体”，即制图时要考虑的六方面因素：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道路里程）、高下（地势高低）、方邪（角度）、迂直（弯曲度）。
有了这些考虑之后，可以确定各地标的空间关系，但如何将这些关系呈现在一张平面图上呢？这便衍生出“计里画方”之法，是为使地图图形正确缩小尺寸而设计的按比例绘格网的方法。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然后按方格之框定绘制地图内容。
因而“制图六体”成为中国传统制图理论的重要依据，计里画方之法则是基本操作法，双双沿用一千五百余年，历代著名地图都少不了计里画方。裴秀之后，还有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北宋沈括的《天下州县图》以及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但皆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历朝所改良处主要在纬度及里程测量的精准度以及折算的比例。
宋朝普遍使用“水平”（水准仪）、“望尺”（照板）、“干尺”（度干）等仪器来测量地势的高低，沈括又以“互同”取代“道里”，可视为现代的等高线标记。当下郭守敬虽然能够准确测量各地纬度，却无人将此成果运用于地图绘制，而此时期地图的最高成就为朱思本的《舆地图》。其长处在于，因朱思本勤于实地考察，山脉、湖泊、河流的位置、形状与距离绘制较为准确。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他清楚地图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对此十分重视。而由于传统和观念上的制约，他不敢直接引用西方的投影法，而是以借鉴了明代罗洪先的‘计里画方’法。
这种方法依然是脱胎于制图六体，只是罗洪先开创了系统使用图例的方法，并全面采用“计里画方”法，比例尺的设立也依地图之范围大小而异，便于拼接和解读。其的绘图原则总图以每方为五百里，分省图每方百里，其他专题地图分别采用每方四十里、百里、二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不等。
计里画方法在中国沿用千余无所替代，放在如今技术迭代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固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古代，既然能满足地图使用者的需要，也没有什么动力促使它非被取代不可。客观地讲，计里画方法未考虑到地球曲率，除中心部分较准确外，愈往四周变形愈大，也就是江朝宗发现的问题所在。
而就在同时期的利玛窦带着欧洲的“现代”地图来到了中国，但是当外来的技术革新摆在眼前足以成为一种动力之时，当欧洲的现代地图技术及其所承载的世界观念与中国发生交汇之时，当中国本可以吸收这种技术使自己更快参与到现代地图的发展进程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之时，中国却在皇权的一意孤行之下放弃这个机会。
结果显然就是现代地图形成过程中，是欧洲人在世界地图中描绘着中国，有关中国的文献和图像以及欧洲人在中国的实际经历体现在世界地图制作中。中国的传统制图技术并未真正参与此过程，即便卫匡国以明朝地图为材料，也必须要用欧洲的方法重新校正。
赵昺就是参考当下的地图，然后利用投影法来重新校正，所以宫中的地图所呈现的格子不是规整的方格，而是考虑到了地球的曲率，在图上就近似于梯形。而要解释这个问题，就绕不开地球是圆的这个问题，而这与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观点相背离。
赵昺知道自己虽然不至于面临西方世界被烧死的命运，但也会被认为是一个疯子，这也是他迟迟不敢擅自动作的原因。可他想了想，眼前这几位皆可以说是自己的亲信心腹，不会在外胡言乱语，且随着他计划的铺开，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让他们早知道一些也并无不可。
于是赵昺叫过一个小黄门，对其耳语几句，让他去取一件东西。好一会儿，小黄门捧着一个一尺见方，二尺高的木箱进来，放在了案上。当他将木箱打开，众人的好奇的目光，转而变得疑惑，皆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