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愣在那儿，一语不，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许久他干咳了一声，说：“总理同志，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很难回答，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同志谈谈不好吗？”他想了想又说：“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
“最近泽登巴尔那伙人活动的极其频繁，他的那个苏联老婆费拉托娃几乎每天都要单独去苏联大使馆。前天下午2点12分，泽登巴尔和他老婆一起鬼鬼祟祟的了苏联大使馆，到昨天早上才出来，随后，泽登巴尔在家里，召集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等人开会，直到天黑以后才从泽登巴尔的官邸的各个门分散的出来。”乌兰巴托市卫戍部队的政委乌兰托布少将，如数家珍的向丹巴汇报着泽登巴尔的一系列活动的情况。【】
“可是这个问题怎么谈呀？把这些领土给中国人，笑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现在列宁活过来，也不可能这样做。可是自己是来求援来了。这个问题不可能谈的好，谈不好反而让那伙人受益了。而且事关领土问题责任太大了。任何一寸领土的丧失都会导致自己的垮台。好吧，还是把这个球踢给，让他处理这个怎么处理也处理不好的问题吧。”赫鲁晓夫想到这儿，他对周恩来笑了笑说：“尽管同志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中犯下了种种罪行，但他现在仍是中央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主管我国的外交事务，这个问题还是和他谈更合适。””“
会场上静的可以听到手表秒针“咔，咔，咔”的移动声，大家都在注视着沉默中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真的有些后悔这次受益不大，麻烦不少的中国之行，他用手绢擦了擦秃头上不断涌出的汗珠，“李同志，我非常怀疑你所说的这一切的真实性。也许是我对这些问题不太了解。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真的无法进行商谈。”赫鲁晓夫含糊其辞的说。
赫鲁晓夫对蒙古问题的这种态度是意料之中的。完全处在苏联操纵之下的泽登巴尔当局是什么态度，是不难想象的。
杨光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说：“老孟，我们走吧”杨光不由的想到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的遭遇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华侨在外面混真不容易”
5月的北京，洋溢着盎然的春色。温暖的春风吹动着绿色生命的复苏，浅绿、草绿，深绿……绿色在蔓延，百花齐放，到处焕然一新，生机勃勃。
杨光本想过去干涉一下，可是一想他们要从事的工作，不便于抛头露面，对刘一说：“过去问问，注意不要声张。”
1957年对于国际运动来说的确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躁动不安之中，度过难以平静的日日夜夜，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注入了“基地这个变异基因”，以其特有的免疫力巍然不动,中国一枝独秀，神州大地风景这边独好。赫鲁晓夫为了争取中国方面的支持，在1957年5月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
1957年4月18日，在邓峰亲自安排下，杨光和远东工委另一名叫刘一的蒙古族同志，以大使馆外交职衔二等秘书和蒙语翻译的名义，乘坐中国民航的“空中列车”飞机，从北京飞往了外蒙的乌兰巴托市。以便和外蒙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取得联系。为外蒙古的回归做些必要的准备。在乌兰巴托机场的“海关”，一个穿大尉军装的外蒙军人，向杨光他俩敬了个礼，说了一句俄语“Вaшпacпopt”（请出示护照）。杨光看了看这个讲俄语的外蒙军人，极力的掩饰着身上散出来的一股股杀气，微笑的拿出外交护照和检疫证。那名大尉接过护照翻开看着，又看了看杨光两个人，就把护照还给杨光。又向杨光敬了个礼，一面说“Пoжaлyncta”一面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知道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毕竟是个好的机会，说一声也好嘛。”最高长左手掐着腰，右手向上一挥说道：“即便有百分之一和平解决的希望，我们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我们不搞突然袭击，先礼后兵，吵架总是要比打仗好嘛。”
“那个人说，他是华侨，他所有的行李都已经检查过了，没有违禁物品，为什么还要没收。”刘一有些气愤的说“这肯定是外蒙方面对华侨的歧视，想卡点油。”
于是，外蒙古问题在中苏两党的北京会谈中又一次的提出来了。“赫鲁晓夫同志，外蒙古我们准备正式收回，你对此有何想法？”周恩来问。
李大为注视着这个装傻的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从感情上讲，我们真不想纠缠逝去的历史。但这又是一个我们双方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从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七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944年总面积约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被你们苏联正式吞并为止，在这短短的268年间被沙俄和你们苏联强占的我国领土共计高达444、38万平方公里，如果算上外蒙那144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一共高达538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总面积三分之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