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本想退至海上避难。但平时习惯扯皮的各派大臣们，在此问题上却异常团结，意见十分统一，均全力阻拦。官家无奈，这才勉强同意留守临安府，甚至还承诺合适时机，将御驾亲征。”
马速内心轻笑，和历史记载相似，宋高宗赵构被当年的靖康之难吓破了胆子，这位偏居一隅的皇帝，不是第一时间考虑如何备战，首先想到的就是像当年那样，逃到哪里更安全，于是就有了想逃到海上避难的计划。
正是了解这段历史，马速回到临安府，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紧急串联那些在朝会上有话语权的官吏，通过收买、威逼、利诱、洗脑，再加上本就是主战派的官员们这才让各派别难得统一口径，一致劝战。
这就是虞允文十分不解的原因。
“虽说抗金的思想统一了，但如何备战、怎样防御、兵源调度、财物调配等许多重大问题，还是习惯性地不停争论，难以得到统一意见。最致命的是岳鹏举、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中兴四将离世后，我朝再无良将可用呀。”
“是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朝廷长期重文轻武所致。一旦遇到战争，就会出现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悲剧。”马速一针见血指出。
虞允文知马速非官场人士，平日里就对朝廷甚为不敬，便没接这个话题，也没反驳马速的批判，更没有规劝马速谨慎言行。
宋朝言不治罪，士人敢于直接言辞犀利批判政府。
言论宽松是宋朝的政治传统。“大哉我宋之祖宗，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
“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此诚前代不可跂及。虽卢多逊、丁谓罪大如此，仅止流窜，亦复北归。”
正是有这样的政策，宋朝便有了许多这方面的典故。
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京城百姓因大旱而生活困苦。宰相王旦回家路上碰到士人的攻击：“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邃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乃命释之”。
狂生批评宰相毫不留情面，当面直接斥责，还动了手，拿经卷砸了宰相头。换到其他朝代，可能直接就是砍头之罪了。但宰相王旦极有雅量，不仅赞赏狂生言之有理，并当庭释放。
狂生敢于这么批评宰相，得益于有一个宽容、允许人讲话的社会环境。宰相的反应就是这个宽松社会环境的最好注脚。
有意思的是，士人还敢于直接向皇帝提建议。
淳化中，有县尉上疏要求减少后宫宫嫔数量。宋太宗对宰相说:“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职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宰相准备以“妄言”罪处治他，宋太宗反对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
县尉小官敢于对皇帝的私生活提意见，可是大不敬。宋太宗却不以为忤，反而认为值得表扬。只是委屈地解释宫嫔并非全为满足自己私欲，很多只是清扫和秘书。
难怪后来有了“有事秘书干，无事……。”原来是源自于宋太宗赵光义处，这是后话。
宰相想对提建议的人治罪，也被赵光义给阻拦了。
宋朝这个言不治罪的传统和风气，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在这样的环境下，马速与虞允文接触时，有意无意经常给他灌输一些非这个时代的思想，试图扭转他哪深入骨髓的愚忠，虽效果欠佳，但近10年耳濡目染下，虞允文内心潜移默化，还是接受了不少具有现代观念。
虞允文继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