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真金白银的高价买，还能有什么办法让土豪们心甘情愿的交出粮食呢？
要说钱的话，赵孟启手头还是有一点的，孙家为孙珘俊续命给了五十万贯，查抄刘家有三百多万贯现钱，顾青捉拿倭国海商草野浅也抄没了四五十万贯铜钱，但是这些原本是打算作为水利工程启动资金的，不能轻易动用。
而且燕王要重新经界的事，已经是人尽皆知了，这帮大地主们正恨得牙痒痒，这时候赵孟启找他们买粮，岂不是送上门给他们宰么。
作为整治水利的提倡者，吴潜自然也不愿意动用这笔钱，慎重思考后，恳切地看着赵孟启，“殿下，看来只能把抄没刘家的那十六万亩地卖了……”
“吴公，下官认为此议不妥！”
吴潜话还没说完，江万里就表示反对，“今时两税日益缩减，皆因豪强之家隐漏田税，所以才需经界明产，若是卖田，那绝大多数都会被豪强之家买去，这岂不是助长其势力么？”
宋朝是在五代乱世后建立起来的，之所以不抑制土地兼并是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但是对于通过兼并土地膨胀起来的豪强势力的危害又有着清新认识。
在允许土地自由交易的情况下，朝廷也试图通过制度和政策来抑制豪强势力。
原则上来讲，除了皇帝偶有特旨，全天下的田土都是需要缴纳正税的，而不是像明朝那样有功名就可以免税，并且税制的初衷就是田多的多交税，财产多的多交税，也就是户等制。
当然，实际情况中，宋朝朝政收入的结构很复杂，作为农业税的两税在整体比例中逐年下降，在此时甚至不到五分之一了。
宋代的两税并不高，“亩收一石，输官一斗”实际上就是什一税，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加税以及徭役，这些才是百姓负担的大头。
简化来说，一个农民租佃一亩田，一年收获三石稻米，那其中一石交给官府，一石交租，剩下一石才是自己的。
而官户，也就是有官身的人家不免税但免徭役，并且有的是办法逃避加税，这样一来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膨胀，以财增势，以势谋财，压榨小民的同时，也侵吞国家利益。
“古之兼并，兼民利也，今之兼并，又并公税也。”
“厥今赋税何如哉？不均之弊有二：有兼并之弊、有流徙之弊。何谓兼并之弊？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奸民欲计免于赋役者，割数亩之地，加之数倍之赋，而收其少半之直，于是其富者地连阡陌，膏腴沃壤奄而有之。其贫者曾无尺地以置锥托足，方且困于重役，迫于追呼，此所谓兼并之弊也。”
“贫民产去税存，不堪追呼之扰，富家业多税少，益长兼并之势。”
“兼并之家，侵刻小民、阴夺官利，奸胥猾吏，夤夜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
有宋一代，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都很重视这个问题，呼吁抑制兼并势力的舆论要远高于保护富人利益的声音。
这也反向说明，兼并成为了大宋社会的普遍现象，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
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到了豪强手中，朝廷的税收自然就越来越少。
历史上的五六年后，朝廷财政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掌权后的贾似道不得不推行‘公田法’，也就是将豪强手中超出规定外的田产由朝廷强制赎买。
那个时候，田价已经涨到了一千贯纸币一亩，但朝廷哪里还有钱，只能以四十贯一亩的价格赎买，还是用超印的纸币和已经不值钱的官告度牒来支付。
公田法的本意是抑制豪强兼并，不过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们不敢过于得罪有权有势之家，为了完成任务就把目标转向了中小地主以及富农。
这一做法近乎于掠夺，虽然客观上延续了宋朝十几年的寿命，却极大的损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主政的贾似道自然也就成为了‘大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