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课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它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般建筑史是为建筑创作服务的，是为今天的建筑实践做借鉴的，是古为今用的。我们的古代建筑课也是古为今用，但是为今天的考古工作服务的，因此，这个课的内容是从考古工作的需要考虑的。
考古工作需要古代建筑知识的方面很多，有很多已是中国考古学各段的主要内容，如城址、墓葬。这些我们当然不会去重复它；但有些大型居住址的布局、主要殿堂平面，各段考古学中可能分析得少些，我们要涉及到。我们这课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针对现存地面上的古代建筑。现存地面上的古代建筑，明清以前主要是个体建筑物。
因此，我们要着重个体建筑物。考古工作的第一步是断年分期，所以我们要着重个体建筑物的年代特征。
在断年分期的基础上进行分区、分类型的探索，是考古工作的第二步，因此我们要在各时代的个体建筑中，注意地区和类型的差异。现存地面上的古代建筑主要是统治阶级上层的建筑物，这些统治阶级上层的建筑物大都是高级建筑，其中更多的是官式建筑，所以我们讲述分析的古代建筑很少讨论到古代的民间建筑，事实上古代的民间建筑也很少能保存下来；即使是间接的图画资料也很少。不论分析官式建筑的年代，或是探索它的地区性和类型问题，都要从具体建筑物的细部入手，着眼于细部难免琐碎，这一点大家要有思想准备。
我国个体建筑物基本的组织结构可分三大部分：一、台基，二、木架，三、屋顶。我们古代建筑主要是木结构，木结构需要有坚固的台基，这一点和西方的垒石建筑不同。我们的古代建筑非常重视基础，即所谓奠基工程。一座建筑物的开始，首先要挖较深的基座，然后施夯版筑一直到接近地平面，然后建台座，台座之上布石础，础之下还筑有更坚固的础基，这种础基唐以后多用碎砖、夯土相间捣实。石础之上才立木架。木架最下面是柱子，前后柱上置梁，柱梁之间设斗栱，梁有多层。上梁与下梁之间施驼峰、蜀柱、斗子，左右梁之间施枋、榑，从柱子到各层梁的驼峰蜀柱斗子枋榑等，都是木架部分。上下榑之间顺架椽子，椽上铺望板布瓦装脊，这个部分是屋顶。屋顶有各种样式，常见的有四注、歇山、悬山和硬山。硬山山墙高出屋脊的叫封火山墙，这种形式多见于长江流域。上述的是一般屋顶。也有一些特殊建筑物上使用各种攒尖顶和盝顶。四注和歇山两种顶，也有使用重檐或三檐的。个体建筑物基本组织结构这三大部分中最重要的是木架，木架中变化最清楚的是柱梁之间的斗栱，其次是梁，梁有多层，所以也叫梁架。斗栱和梁架是我们分析个体古代建筑的重点项目，也可以说是这个课的基本功。为了打好基本功，所以这两项都各有一次作业。通过两次作业，也就把个体古建筑的专用名词弄清楚了，因此这两次作业对学习是很关键的。
关于建筑方面的知识，和其他技术学科的知识一样，古代都是掌握在工匠手中，这种情况外国也是如此。技术知识只掌握在工匠手中之时，一般工匠是不会注意探索技术发展的历史的，他们只注意实践的改进，因而过了时的技术就模糊了，甚至不了解了。就我国古代建筑而言，明清的建筑工匠是不大明白宋代的建筑的，同样宋代的匠师也看不太懂唐代建筑。社会发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工业的发展才促使技术科学的大踏步前进，因而产生了技术史的研究。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技术史的研究在我国出现得很晚，大体开始于早期留学生归国一个时期以后，具体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的20至30年代，技术史中的建筑部分开始于30年代。
日本资本主义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发展较快，所以他们研究技术史比我们早。日本自古以来即向中国学习，他们整理自己的技术史，有许多方面都要追踪到中国，建筑史也是如此。因此，当我们还不太注意我们的古建筑的时期，就有日本人在调查我们的古建筑了。约从20世纪初起，日本一些研究中国的所谓学者就和他们的****勾结在一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一个东京帝大系统的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就随军测绘了北京紫禁城的一部分，1903年发表《北京皇城调查报告》。1902年，这个日本人又在河北、山西、河南各地调查我们的古代建筑和石窟寺院，后来他又调查了长江下游和浙北地区，1920年还跑了一趟山东。伊东可以作为注意我们古建筑第一代日本人的代表，他以日本建筑史的知识比较我国的古建筑，最早指出大同、应县、正定、苏州许多宋辽金建筑物的重要性。从20年代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有四个日本人的工作值得我们注意。东大系统的建筑学家关野贞和佛教史家常盘大定二人从1920—1928年，合作了近十年，他们以重要佛教寺院为目标，在我国做了五次长期调查。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重要佛教遗迹他们大都跑过了，就古建筑言，他们记录了登封少林寺、嵩岳寺、善会寺，济南神通寺，曲阜孔庙等；1932年，关野贞还去义县测绘了奉国寺。常盘、关野的调查，每次长则半年，短也有两个月，时间比较从容，每到一处他们都从注意寺院的历史开始，所以工作比伊东为细致。关野研究我们的古建筑，注意了我们古建筑本身的发展，也比伊东简单对比的方法为先进。这阶段的第三个人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他是一个美术史家，他是从研究日本古代美术的来源这个角度注意我国古代建筑的，他注意的范围主要在汉代遗物如石阙、陶楼阁，还有北朝石窟中所雕造的建筑形象。滨田涉及的面不广，但他是京都美术考古的创始人，在他的门下出现了一批调查我国石窟的“学者”。第四个人是村田治郎，他是旅顺工大的建筑学教授，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长期工作，1927年就出版了《奉天昭陵图谱》，当时他还是很年轻的少壮派。他最活跃的时候应是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略我国之后。
“七七事变”以后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对我国古建筑的调査已经接近尾声了，上述的村田治郎实测了居庸关过街塔塔基，还在朔县调查了崇福寺大殿，这是一座较为别致的金代大殿。此外关野真带着一个助手叫竹岛卓一，普查了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辽金建筑。还有二个东大系统的梅见逸荣、长尾雅人，普查了内蒙、东北地区的喇嘛教寺院。以上这些日本人，除竹岛卓一和长尾雅人外都已故去了。竹岛在战后1960年代出版了《营造法式の研究》，这部书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以往对宋以前建筑的调查、研究成果。长尾后来在京都专门研究藏文书籍了。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比西方人方便很多，但宋以后日本的建筑自己的风格技法日益发展，因而和中国的距离愈来愈远了，而他们的研究者并不掌握我们的明清建筑，因此，他们并不能从我们明清建筑向上追溯，所以就很难深入。这样，当我们自己的古建筑研究水平提高后，他们的调查资料一直到研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的就不太多了。
我们自己对古建筑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已有近六十年历史，初步小结一下，就工作重点的不同，工作机构的改变等方面看，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30年代初到1949年以前；这以后属后期。前期主要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学社创办于1929年，是朱启钤私人集资创办的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朱在民国初年曾任内务总长，对传统工艺有兴趣，1926年曾重刊湮没已久的《营造法式》，刊印精细，解放后几次重印还用这个本子。朱不懂建筑科学，他注意古代建筑只能翻文献，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绩只有《哲匠录》，发表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学社创立的第二年，聘梁思成、刘敦桢两先生主持业务工作，梁留美，刘留日，都是专攻建筑的专家，他们从1930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仅仅六七年间，做出了很多成绩，给我国古代建筑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抗战以后学社从北平迁到后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工作，1944年刘先生到中央大学主持建筑系，即今天的南京工学院，抗战胜利后，学社随梁先生附设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直到1949年解放后学社解散。营造学社的成绩实际上就是梁刘两位的工作。现在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四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