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小聚时，朋友们总是劝我把这件事情给写出来，我一直觉得很难，我反复更改过很多次，最后在朋友们的连续催促下完成了初稿。回忆里的一幕幕画面，让此刻的我，不由得皮肤发麻，心生后怕。然而我又继续推笔输新，一更推一更；掀章入旧，一夜掀一夜。并且用熟悉的笔墨，来讲诉我曾经历的事。
我叫赵沐，幼名三木。道上的人都管我叫沐总，我觉得“沐总”的叫法太正式，也太普遍，我内心里是不大喜欢的，家里堂口的人都叫我三木哥。接下来讲的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我的主要职业是考古学院在校研究生，给导师做载文的研究学者。我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外八行里的首席行当。
所谓的外八行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八行，有“金点、乞丐、响马、贼偷、倒斗、走山、领水、采水。”这八行都是偏门，都不是正当行业，在三教九流的社会中衍生，被称之为五行三家。金点、响马、倒斗被称为三家，期中倒斗是这八个行当中最大的一个。
“倒斗”其实就是盗墓，盗墓者按行事手段不同分为不同的派别：发丘、摸金、搬山、卸岭。“卸岭力士”与“摸金校尉”有很大的不同，从称谓上便可以看出来，“卸岭”采取的是喇叭式盗墓，是一种主要利用外力破坏的手段，而“摸金”则更注重技术环节，现在的盗墓者多采用技术设备和手艺，也会借助考古的仪器来辅助自己的技术。
“考古”这个名词我们很早就听说过，但是它的源头大家可否知晓。中国在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东汉）已有“古学”这个名词，用来泛指研究古代的学问。到了北宋中叶（十一世纪）时，诞生了一门研究青铜彝器和石刻的学问——金石学，即考古学的前身。这时候“考”“古”二字也开始被连用。在近现代随着从欧洲的语言翻译过来的“考古学”就成了现代的术语名词。
“倒斗”和“考古”怎么看都不是一回事，不能相提比伦，后者可以为历史的发展奠定基础，传承接班人。前者则是为一己私利，甘冒风险。但是往往都是倒斗为考古奠定了基础，一个古墓如果被土夫子先开个头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考古研究人员的事情，并且会把尾收的很好。一个好的开头，一个好的结尾，让事情会顺其自然的发展下去。
不管是“倒斗”还是“考古”都离不开一个“墓”字。全世界有着很多很多的墓，中国是拥有墓葬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的帝王墓叫着陵寝或者是陵塚。在春秋以前，墓上是没有坟的，埋葬后是平的，不仅文献记载如此，而且考古发掘也是如此。墓上有坟是在春秋末期，墓上有陵是在战国时代，据文献记载这个时期的七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把坟造的很高，称为“陵”。就是山陵的意思。在战国时期第一个有“陵”的是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三三五年）造的寿陵。而后其他国家也开始称为“陵”。陆续后期在墓上建造许多的建筑，成为陵寝。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及日本学者纷纷派遣探险队到中国境内进行考古及探险活动。这一时期，外国学者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大多属于劫掠性质的。如敦煌石室之古物，斯坦因（m.auralstein）于光绪三十二年到xj，因闻敦煌石室发现古物，乃于次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千佛洞，与该寺主持王道士勾结，以写本装了二十四箱，艺术品装了五箱，偷运到了印度和英国。第三次又到敦煌运走了写经五百七十卷。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亦到敦煌运走了六七千卷。致使敦煌宝藏七零八落，颇有当时人所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之感。不仅是敦煌一处，外国学者在我国西北和边疆地区，趁中央政府无力监管之际，大肆盗掘并偷运出境。如德国人格路维德（albertgrumwedel）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二次共得四十六箱古物；勒可克（albertvonlecoq）于光绪三十年至民国三年共得三百九十七箱古物，俄国人柯智禄夫（captainp.k.kozloff）鄂登堡（s.oidenburg）于光绪三十三年至民国十四年在张掖、吐鲁番等地，掘走古物颇多。美国人安竹斯（hapmanandrews）在蒙古搜集化石，最后一次将八十余箱化石偷运出境时在张家口被扣留。此外日本人小牧实繁在张家口，驹井和爱在山东均盗掘古物而去。所以夏鼐后来评价这些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xj和甘肃西部所进行探险工作时说：“他们以考古工作为名，有的掠夺中国古物，有的更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他们也做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但是他们的目的既不在此，他们所使用的发掘方法也极原始，是西洋十九世纪初期或更早的那种方法。”这表明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考古工作对中国考古学的成长正面影响是较小的，但在负面上可能刺激到中国学者急于建立中国自己的考古学的愿望。1919年1月11日，国史编纂处名誉征集员马衡在《bj大学日刊》上发表《通史材料征集议》，说：‘近年地层发见非不多也，而人民视为利薮，官府置若罔闻，操纵之权，司之牙僧。一器一物之出上，国人尚未及知，转瞬已入外人之手。虎伥鬼蜮，言之痛心。推原其故，实国家无保存之方有以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