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骞他们很明显也发现了留印之处的异常，但他们不敢动这幅画，其实想想就知道，不管下面掩盖的是什么，都应该是不如任伯年出名的，如果原来的铃印能增加这些画的价值，画的主人，又为什么耗费功夫，把下面的铃印隐藏？
就是有了这种想法，所以陈骞虽然明知道这里边有猫腻，但他就是不敢揭开看看。
而韩孔雀不同，他看出这些仕女图的不凡，并且他认为任伯年画不出这样的仕女图，所以他才铁了心的要揭开看看，没想到，下面居然隐藏的是张大千的铃印。
这时，以韩孔雀的博学强记，他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推测的差不多。
在一九三五年，张大千娶了杨宛君后，张大千画了不少以她为模特的仕女图。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大千，在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
当年抄家者光顾杨宅，这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之所以张大千的铃印被隐藏，不是这些画的所有者害怕被人发现这些是张大千的画作，就是想要用任伯年的名号以谋求更大的利益。
你不要认为这可笑，在六七十年代，张大千的画作并不是多么值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在首都荣宝斋的价格，也不过一平方尺20元,一件100多元。
而作为清末著名画家之一的任伯年。那个时代的名声可要比张大千大得多，而且要比张大千还有名，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把张大千的作品，伪装成任伯年的作品出售牟利，也是很有可能的。
韩孔雀看着这些画只能摇头，世事变迁，谁又能想到，当年一百元一件的玩意。现在却可以卖出上亿的价格。
张大千的画最初是海外市场的抢手货。被人们称为“画坛皇帝”，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作品开始在海外拍卖场上才频频亮相，同时。他的作品市场记录也被不断刷新。
等到了1987年。他的画在海外才开始抬头。那一年他的《桃源图》在苏富比拍卖中以187万港元成交。
1989年他的《松壑飞泉图》在苏富比拍卖中以287万港元成交。
1991年他的《灵岩山色》在佳士得拍卖中以429万港元成交。
1992年他的《青城山》四屏在苏富比拍卖中以748万港元成交。
1994年他的《幽谷图》在苏富比拍卖中以816万港元成交。
1999年他的《荷花》四屏被佳士得拍至829万港元。
张大千的力作《一花一世界》在台湾两次义卖中先后创下5000多万新台币和6000万新台币的空前天价。
2002年苏富比秋拍又传来破纪录的消息，原先估价约1500多万港元的张大千《泼彩朱荷屏风》，经过一轮激烈竞标后。最后以2022万港元成交，打破了近代中国书画最高成交价世界纪录。
从这些成交记录也可以看出，张大千的作品升值之快，之猛。
近几年，内地市场张大千作品最高成交价不及齐白石、傅抱石等名家，主要是拥有大千精品和代表作的藏家，一般不肯轻易抛出，导致拍卖行难以觅得张大千的代表作或大幅精品。
张大千20世纪中期离开内地，内地所遗作品数量较少，大幅精品更为罕见，这也是张大千作品行情不及白石老人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海外，张大千的霸主地位从未动摇。
张大千最擅长山水画和人物画，他艺术造诣极高，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可以说后无来者。
特别是人物画中的仕女图，更是画技精湛，张大千的人物画有二变：30岁之前研习明清人物画传统，风格委婉俊秀。
1941年前往敦、煌临摹隋唐人物壁画，风格大变，所画人物气势恢弘，色彩艳丽，尽显盛唐遗风。
从近几十年的交易来看，张大千的山水画交易的比较多，而人物画，大部分进了各大博物馆被珍藏起来了，能够出现在市场上的极为少见。
而韩孔雀手里的这十四副，更是其人物画中的代表作，正好是在张大千去敦煌临摹隋唐人物壁画的前后所作，从这几幅依照杨宛君为模特画的仕女图，就可以看出其画风的转变。
杨婉君，1917年生于北、平，父亲是一位弹月琴的艺人，她聪明、漂亮，13岁登台演唱京韵大鼓，声音嘹亮清脆，扮相出众，是北、平城南有名的曲艺演员。
张大千逛城南游艺园时，正值婉君在台上唱“黛玉葬花”，一见之下惊为天人，所以杨婉君就成了张大千的三夫人。
据说张大千之所以看中杨宛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张大千当年画仕女，一双手老是画得不得法，感到力不从心。
而杨宛君正生得一双雪白细嫩的玉手，后来张大千就是以其手作为作画描摹的对象，才使他的仕女画更加传神逼真。
婚後，杨宛君停止了舞台生涯，伴随著张大千游历名山大川，跋山涉水。
娶了杨宛君后，张大千去哪儿游历都喜欢带着她，就是在这个时期，张大千画了不少以杨宛君为模特的仕女图，
这些画作，应该就是这段时间画的，所以画风变化剧烈。
到了现在，不管是谁提到张大千，都要说到他的人物画，可张大千的画作虽多。可市场上几乎见不到他的人物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仕女图流传的并不广，就算韩孔雀手里的这十四副，本来也是流传不出来的，只不过是阴差阳错，才出现在了韩孔雀手里。
对于这样十四幅画，韩孔雀能够收到手，既感到惊喜，又有所忧虑。这十四副画果然如他想的来路不正啊！
在做的除了胖刘、韩星、张向月之外。都算是行家，看到十四副相貌相似的仕女图后，刘韶山知道了这些画的来历，张淑萍当然也知道了。
可以说这十四张仕女图。应该算是杨宛君的。虽然张大千有孩子。但这个杨宛君好像并没有孩子，这样一来，杨宛君死后。她遗留下来的画作，也就没有了继承人。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些画作也没有多么麻烦，再说，韩孔雀得到这些画本身就是意外，而且他可是真金白银买下来的，就算杨婉君有继承人，也不是那么容易从他手里把画弄走的。
毕竟这些画已经消失了三四十年了，谁知道中间经过了多少道手，现在如果真有杨宛君的继承人找上门来，韩孔雀好像也不怕，不过，这总归是个麻烦。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都在着手解决“动乱”查抄文物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官方的宗旨非常明确，就是“物归原主”。
比如，首都市政府1984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就明确规定：“‘动乱’期间查抄或自交的财物，凡原物还在的，除国家现行规定的违禁物品外，一律退还被抄人或自交人”。
“凡物主明确的，随清随退”。
“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商业单位购买的文物、字画、善本图书、珠宝翠钻，要一律无条件地退还；高级家具、高级乐器、贵重生活用品等，被抄人知道下落又要求退还的，也必须退出，归还原主”……
虽然规定是这么规定，但坐起来又何其艰难，比如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现身嘉德春季拍卖会预展。
周作人之孙周吉宜站出来向媒体表示，“这份手稿为周作人先生所有，该手稿在‘动乱’抄家时被抄走至今未归还”，并借此要求有关方面停止拍卖、返还手稿。
无独有偶，几乎在周吉宜起诉嘉德公司的同时，前民国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的后人，也与首都市文物局对簿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