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潮虽身在书院，但于国事家事天下事也是事事关心。
郭正域提出在辽东设布政司之事，在廷议上被打回。据方从哲所言是沈一贯作梗之故。
郭正域也致信于林延潮，虽说没有明言是谁阻扰，但郭正狱于信中感慨，事功之难也！
朝廷因党争，多方肘制之局已成，满朝官员只知相互拆台，而置社稷于不顾。
这么多年来朝廷成事的少，败事得多，多少利国利民之策，最后到了庙堂上都被压下。
如林延潮当初主持的两淮盐税，至今仍在反复。
而原先议定的于倭国封贡之事，又遭清流反对，纵如兵部尚书石星也只能勉强支撑大局。而议定的封贡贸易之事，原先是开放给梅家及鲁苏闽浙商人，结果反被皇室及河南宗室乘势而入进行垄断。
他们在朝鲜强买强卖，吃相极为难看，弄得朝鲜乌烟瘴气，不仅是与之贸易的小西行长这些倭人，甚至连朝鲜人也在抱怨。
明朝死伤近万将士，花了两百多万两银子打下的朝鲜之役的胜果，尽都便宜了宗室。
郭正域信中多次有言，若是恩师在阁则断然不至于如此。林延潮见信不由一叹，郭正域倒是想得太天真了。
但另一事则不同了，那起源自一本书，此书名为《闺范图说》。
说得是万历十八年，归德名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
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闺范图说》一书。
后陈矩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结果郑贵妃看到此书，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以东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影射东宫储位之事。
后来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刻了新版《闺范图说》，并于京师大街小巷发行。
结果吏科给事中戴士衡上疏弹劾吕坤，言他进《闺范图说》，意欲结交宫闱，逢迎郑贵妃，以为立储之事。
由此事可知吕坤是冤枉的。
但是时人分析，此为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受人指使之举。
戴士衡万历十七年中进士，然后出任新建知县，当时张位正在新建老家赋闲。
而这几年戴士衡官运亨通，从知县一下子升至吏科给事中，都有张位提携的影子在其中。
张位在阁主事与吏部极为不睦，他与孙丕扬间可以用宿怨来形容。
孙丕扬去年接替陈有年为吏部尚书后，大举改革。
当时满朝上下对孙丕扬都很认可，认为他除了有些‘轴’外，绝对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由他来担任吏部尚书，可以革除吏部的积弊。
而孙丕扬也确实如满朝文武上下所期望的那样，他至吏部后公正严明，不徇私情，史称‘挺劲不挠，百官不敢以私干者’。
为了杜绝请托之风，孙丕扬创造出独一无二的选官办法，那就是创“掣签法”。
此法说白了也就是抽签法！
一切大选急选官员，全部由抽签决定，如此可以彻底杜绝请托。
此举一出满朝上下无不称为公允，但是却惹怒了内阁。
避免干扰？杜绝请托？你这不是明白着指着和尚骂秃子，说得就是咱们内阁干涉你们吏部的人事权吗？
万历野获编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段子。
说得是官场上避道，官员路上轿子碰到了，级别低的官员要避级别高的官员。
当时六部官员碰到了内阁大学士都要避道，唯独吏部尚书不用。到了严嵩时，内阁势重，所以吏部尚书也要避道，一直到了申时行为内阁大学士时，吏部尚书都要避宰相。
而到了爱搞事的陆光祖任吏部尚书时，当时内阁大学士是王家屏。
陆光祖让人事先探明内阁大学士坐轿的路线，然后迂回于道上不与内阁大学士相遇，用此来避免阁部争礼。
而到了张位与孙丕扬分任阁臣太宰时事情就来了。孙丕扬原来也是效仿陆光祖故意绕开内阁大学士的轿子。
但是有一次不小心两个人的轿子在路上碰到了，于是孙丕扬下轿于道旁作揖，还是尽了礼数。
结果张位看见了却装着没看见，拿着扇子掩面而去。于是两边撕破脸，大家公然交恶了。
吕坤与吏部尚书孙丕扬又是极为交好，称其为大贤，将他与郭正域并称。
因为戴士衡弹劾吕坤，即是铲除孙丕扬的臂助。这其实是张位与孙丕扬两位大佬在幕后较量，更深一步说就是内阁与吏部之争。
但是事情并没有朝想象中的发展，此事横生出枝节来。
戴士衡弹劾吕坤，此事牵涉到郑贵妃，连同给郑贵妃出书的郑承恩，郑国泰受到牵连，一日他们在路上走着，结果被一群义愤填膺的太学生们给揍了一顿，如此事情就闹大了。
郑贵妃跑到天子那哭诉了一番，不知为何认为牵涉到皇长子。于是天子就下诏责备太子左右的讲官，认为他们没有教导好太子。
此诏是经沈一贯所发的，于是陶望龄，袁宗道等人翰林们气愤不过，前往内阁找沈一贯说理，为孙承宗，李廷机叫屈，指责沈一贯为何不封还圣旨，而是帮天子指责皇长子。
林延潮看到这里，也是为陶望龄，袁宗道二人直摇头。
天子下旨指责皇长子，表面上看是为了郑贵妃出口气，但其实意在对皇长子进行敲打。
自从皇长子出阁读书后，天子对于皇长子的忌惮之心是越来越深。张诚等明着暗着打压皇长子，在慈庆宫供给的事上作手脚，以为天子看不出来？
孙承宗等众讲官不忍着，将张诚减少慈庆宫供给的事公之于众，也不能说是有错。
毕竟此事过后，他们是在满朝文武上下获得了名声，张诚也得到了天子更近一步的信任，只是唯独令天子对皇长子忌惮更深。
再加之焦紘又上了一个养正图解，这都还没当太子了，就已经按照太子教育了，这样劝进也太过分了吧。
最后天子抓到这机会对皇长子训斥一番，也是平复上次闹事的风波，其实是告诉你，这储位朕还没给你呢，你不能抢，你的老师们这一次就代你受过了。
其实事情到了一步也就是了，大家你好我好收工就是。
哪知陶望龄，袁宗道却挺身而出对着沈一贯批评了一番。沈一贯的态度本就是倾向支持于皇帝，毕竟是王锡爵的现在，岂会无缘无故封驳这圣旨，再说皇长子受训斥在他看来也是‘咎由自取’。
结果陶望龄，袁宗道到他那边一闹，沈一贯肯定是‘惊怒交加’的。
无故背锅岂是好受？
而且沈一贯对孙承宗早有不满，此事却起于袁可立。
袁可立当年在苏州给申时行后院点火后，虽然被贬，但清正之名却传遍了朝堂之上。
到了万历二十二年的时候，浙江民变。
起因在于前礼部尚书董份，以及前祭酒范应期。
当时董份在浙江霸占民田，已是一方暴富，在严世蕃时列举明朝‘福布斯排行榜’，董份就位列大明十七人之一。到了万历二十年时，董份积攒钱财已是到暴富的程度。
当时浙江的百姓状告其侵吞家产的状书可谓是塞满了衙门口，这与当年海瑞到应天出任巡抚时，百姓们状告徐阶实有的一拼。
当时范应期也是如此民怨极大，当地知县迫于民意将祭酒范应期抓起来，结果范应期上吊自杀。此事被董份知道于是指点范家上京告御状。天子降旨将查办此案的浙江巡按，乌程知县问罪，一个被戍边，一个被革职为民。甚至连推举浙江巡抚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及浙江巡按的左都御史都牵连问责。
此事一出，浙江官场震动，有范家例子在前，谁也不敢再查办董份。
但是孙丕扬也是硬骨头，愈挫愈勇，当即派袁可立出审此案。
在有前任的前车之鉴下，袁可立要彻查此案，可谓背负压力极大。
董嗣成不仅林延潮同年，他任礼部郎中时，与林延潮交情也是很好，而且申时行屡次来疏要求林延潮，以及沈一贯关照董份。
林延潮也是写信给袁可立，让他手下留情，放人一马，但袁可立却是没听。
至于沈一贯之言，袁可立更是不理。沈一贯大怒之下放话要找袁可立麻烦，哪知孙承宗站出来替袁可立宽解。沈一贯顾忌孙承宗皇长子讲官的面子，这才含怒收手。
因为此事，董份及长孙嗣成、次孙嗣昭先后过世，最后其多年侵占的民田也是大半还给了老百姓。
当时袁可立在浙江任官时，正值倭寇来犯朝鲜，当地官员‘过度紧张’，不少豪商被衙门无故安上通海通倭之名。袁可立却不冤屈一名百姓，经过详查平反了不少冤案。
因为这些政绩，作为当初力荐袁可立的孙丕扬，也是毫不吝啬，以天下官员政绩第一的名义将他举为给事中。
袁可立离开浙江后，浙江百姓可谓是沿途相送，同时还以两百年来唯一一位推官的身份入苏州名宦词的官员。袁可立到了京师时，天子也是破例召见。
也许是年少得志，袁可立有些没有把握分寸。
当时一位御史因事触怒天子，沈一贯遂上意，要将此人廷杖。结果引起了几十名科道言官一起赶到文渊阁，求沈一贯相救。
沈一贯满口推脱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皇上的意思啊，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当时袁可立新官上任，在末座笑道：“这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相公不肯相求耳！”
此言一出，所有御史们都是惊呆了。唯独袁可立夷然不屑，在众人面前为御史叫屈。
沈一贯连连冷笑看了袁可立一眼，对左右问道：“这末座白皙者何人？”
沈一贯知道是袁可立后，于是新仇旧恨就连着孙承宗一并算上了。
而这一次袁宗道，陶望龄为孙承宗喊冤。从帝党的角度而言，沈一贯肯定是要站在天子一边，而不是皇长子一边，所以他趁势以退为进，重新祭起了王锡爵的老套路向天子辞职。
天子出于‘挽留’沈一贯，当即下令重责！众所周知，也是天子向来的习惯，在争国本之上，他于罢免官员或推迟皇长子出阁读书之事时，但凡有言官出来为罢免官员开脱或反对他的决定，他都是会在旨意上写一句‘激奏’，‘激朕’。
于是袁宗道，陶望龄此举当然就是‘激朕’。
先是讲官邹德溥，他其所居为锦衣卫千户霍文炳故居。后被人告发邹德溥私藏霍文炳的金子，然后为东厂所劾。邹德溥被革职并追赃。
然后就是上养正图解的焦竑，在去年顺天乡试之中，焦紘作为副考官。
而事后有人揭发说焦紘取中数名考生‘文体奇险荒谬’，肯定是暗通关节了，于是被贬为同知。
邹德溥竟然私藏一名锦衣卫的黄金然后被东厂揭发。考生有问题，焦竑作为副主考被问罪，主考官却安然无恙，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皇长子两名讲官都革职查问，一时人心惶惶，对于朝中‘太子党’而言当然是一个打击。
而天子从头到尾没有降旨对于袁宗道，陶望龄严斥，但最后责任却是由二人担了。
这二人的意气之举，最后让皇长子来买单。
二人羞愧不已，请求辞官。内阁二话不说，立即准了二人请求。
而袁可立因屡屡上疏言事，也被沈一贯抓到机会，最后被革职为民。
革职的圣旨到达时，袁可立正与同僚对弈。听到自己被革职后，袁可立从容将棋盘上的棋子收入棋盒之中，然后骑了一头驴离开了京师。
京师里的官员无不痛惜袁可立的遭遇，为他鸣冤叫屈！
袁可立，陶望龄，袁宗道都是跟随林延潮多年的门生，同时也与孙承宗交好，经此一事孙承宗被打落谷底，连带着林党骨干也是受损严重。连带着皇长子一方势弱。
孙承宗闻此病了三天，然后在病榻上写信给林延潮，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言自己无能辜负了林延潮的托付，自己一人无力在京中主持大局。
林延潮则不知如何宽解，他明白陶望龄，袁宗道去质问沈一贯，并非孙承宗授意的，全然是出于同门义气，至于袁可立顶撞沈一贯也并非孙承宗的意思，而是他行事张扬，不知收敛，一而再再而三最后被罢官。
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话好说，孙承宗身为‘门生长’，却不能约束他们三人。这说到底还是他的‘领导’责任。
当年林延潮离开京师前往朝鲜时，口中虽对亲近的人说要避位，让孙承宗出一头之地，其实对于他后来站在皇长子一边与天子的冲突，也是有所预料，另一个时空的郭正域就是现在的孙承宗，但林延潮明知于此却并未真正提点过孙承宗，此中用心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之。
当然经此一事，孙承宗也见识到什么是帝王家的无情，打消他当初的幻想。孙承宗于信中向林延潮言道‘恩师昔日之朝之难，事功之艰辛，时至今日承宗方才了解恩师的苦心’。
看到孙承宗迷途知返，林延潮有些欣然，尽管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