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那个富商是否有罪很重要。
那个富商是否有罪是否受到惩罚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法令已经制定，讨论的无非也就是“惟害无罪”的适用范围。
卫让听到耳中的，不是那个讼师的长篇大论，他听到的是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着墨家关于法、义、自然、天志的论证，包括那个讼师也是在认可墨家道义的基础上从中做的论证。
这很重要。
卫让觉得，这就像是自己学的几何学一样，在认同一些定理的基础上，不断推导出新的内容，可能会推出错误的结果，但那些基石是不可撼动的。
早在许多天前，卫让接到的密令就是“借题发挥”，想办法迅速让费国这边的事安稳下来。
他并不知道墨家那边已经完成了外部的各项预防干涉的准备，现在一切就绪，就等一个机会了。
之前的等待，只是因为赵、楚、中山那边的局势还没有彻底定下来。现在，一切已经不同。
卫让作为墨者，即便不了解那些天下大势，依旧忠实地执行了组织的密令。
借今日之事，卫让提出了盟誓忠于法令的建言——在法令出台之前的一切都可以算作既往不咎，但现在法令已经出台，就需要贵族来都城拜见新君、盟誓承认法令、承认新组建的政府。
既往不咎的，只是贵族之前的一些的一些违背新法的所作所为。
可既往不咎之外的，却是要挖贵族的根基：承认新法，就意味着承认放弃封地，分田于民、放弃封建权力、不能再使用封地上的民众履行封建劳役义务。
这些卫让确信是贵族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这是釜底抽薪之策，破坏了贵族的经济基础，那么贵族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没有了。反过来依靠道德礼制来约束贵族，可是经济基础依旧是封地农夫劳役制度，那么再多的道德约束也没有用。
春秋乱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弑君如同儿戏，道德与贵族精神并没有让春秋充满大义的色彩。
墨家要改规矩，那么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这个规矩也要改。
以前的君主，只是一个贵族的代言人。贵族有贵族的封地，各守其家，各行其政。
可能同一国之内，这一处封地行十一税，那一处便行十二税。
贵族对于国君所要履行的封建义务，基本上只是军事义务，剩余的都是封地自治。
这也是如今这些人还在讨论政令只是适用于费国都城附近，还是适用于全国之内。
单就这一点来看，费国这一次的变革还是符合天下诸侯的主流的。战国之初，各国的变法其实都有一条主线：集权和贵族分权之争。
卫让的话，最先站出来支持的，正是柘阳子。
柘阳子高声称赞之余，自然也有自己的私心。
他杀死了费君，自己纳了投名状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变革之中，如今地位已算是稳固。
他这样的人，必须口号和行动都比别人激进才行，唯有如此，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权势。
现在原本宫室的甲士都以他为首，将来若是能够与贵族开战，那么他的威望、势力和权力也会逐渐增加。
放弃了封地的利益，换来的则是一场关乎地位的豪赌。
而他所处的位置，也自然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小的费国都城的“贤人”，而是想要成为整个费国的贤人。
然而卫让的话，却也立刻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费国在别处有封地的贵族们也派来了士人来到都城，这士人就在一旁旁听，听到卫让的话，在柘阳子高声叫好之后，冷笑一声。
起身整理衣衫，环佩叮当挪步于众人之前，反问于卫让道：“你们既说，集众人之义而制法。”
“费六百里之地，都城不过百里。百里之人制定六百里之法，岂不荒谬？”
“贵族大夫，难道不是费人吗？除却都城百里之外的五百里土地，难道不是费国的土地吗？”
“无代表，不遵法！”
“如果都城之外的人，并没有参与制法，你们这法又凭什么适用于百里之外？”
“所以，还请让都城之外的贤人也才参与这一次制法，否则的话，你们的法只适用于都城之内，不适用于都城之外。”
这是贵族拖延时间的一个底线，贵族们在公子峦上位之后，鉴于许多贵族大臣被困在都城不能逃脱，于是提出的一个底线：让其余封地也推选出贤人来参与这次制法。
都城这边的人，纵然混乱不堪，可也不是傻子，也提出了自己的底线。
都城这边的贤人认为：选出都城之外的贤人参与制法，可以，但是需要先在分地之后才推选，而且是基于墨家认为的“人皆天帝之臣人人平等”的理念，按照人口比例推选一定数量的贤人。
都城之外的贵族们则咬定：分地这件事是法，要适用于费国全境而非都城，那么就必须要有费国全部的土地上的贤人讨论才能决定。你们说众义为法，那么其余土地上的人并没有参与制定这次的法令，所以你们分地的法令不合法，不能够适用于都城之外的土地。
因而，贵族们咬定这一点，必须是先按照土地的大小来分配贤人的数量，然后选出贤人之后，再定法令，决定是否授田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