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分之后，在战国日渐衰弱，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集权”的主流，也难以做到富国、强军。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权地控制封地上的农夫，并且在工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有钱。
征收贵族的税，用以建立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的义师那样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归属于国君所有，但是军官仍旧由贵族担任，只不过不再需要贵族的私兵为主，逐渐过渡到国君依靠“官山海”和“国轨”以及“贵族军赋”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兵的常备军。
这两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临淄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和农产品有利可图、可以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齐国贵族封地内的农夫再度农奴化，以此对贵族妥协、同时从贵族手里征税以建立常备军。
同时，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阀，使他们和国君站在同一阵线。
比如管子学派认为，冶炼和盐这样的行业，国家自己管太麻烦，不如在君主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贵族，开办盐场、冶炼行业等，直接分红。
如此一来，齐国已经有所起色的大工商业富豪，便可以和齐国的君主绑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财阀，同时财阀又必须依靠君主的执政，各取所需。
这个政策与前两条相配合，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贵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农夫的权力，那么假使这个贵族决定搞盐业或者冶铁业，那么大可以将封地上的农夫强制进行劳作，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泗上的解决方式，是让宋国沿河一代的贵族经营封地、驱赶铁器牛耕下的农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觉得这太麻烦，直接让贵族支配农夫，强制让农夫将“公田”的封建义务弄到盐场里和矿山里不就完事了？
对于那些已经发达了大工商业者除了要扶植之外，还可以用“卖官鬻爵”的手段充实府库。
比如“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
就好比有一个善于经营冶铁或者制盐的大商人，这个人本来就很有钱，而且还有足够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产业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虚爵而骄之”。
假使这个人虽然富庶，但却没有贵族身份，那么可以赐予他一个贵族的身份，当前赐予他的贵族身份是虚爵。而且还要对他征税以达到春秋之时而消之、从他身上榨取油水；顺带要让这些商人开始讲“礼”从而让他们看上去是贵族并且支持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