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年，农历五月中旬，夏口城。
夏口这座城市，是今年三月初，才在李素请示皇帝之后，成为新的荆州治所，以及李素这个总督南方五州诸军事的临时幕府所在地。
短短两个半月后，夏口的市井已经略微可见欣欣向荣。
从益州来的商旅，原本该在巴丘转运集散、大部分继续顺长江而下、一小部分转入洞庭湖，往长沙等郡贩卖蜀货。
但现在，巴丘的相当一部分货运集散都被夏口取代了，蜀地的货物更加畅通无阻、全程只有夏口这一个卡点收2的过路关税，随后散往北边汉水流域各地。
襄阳宛城这些地区，原本在夏口或者说整个江夏郡没有光复之前，要么早年忍受刘表辖区的截江收税、要么忍受孙吴的盘查刁难。
现在这一切总算都没有了，一次付清一遍过关，让益州商人们的体验好了很多，无形中也为今年下半年李素和刘备即将提出的商税改革营造了一个不错的民间讨论基础氛围。
除了市井商旅繁荣，夏口周边的军事、民政也有很大改观。
高顺从三月下旬开始砸钱粮狠练的部队，在结束了基础军纪和忠诚度洗脑、交代了基础的技战术训练后，就陆续一批批运到夏口取齐，练兵军官们也一起来了。
反正北方士兵只要稍微适应了襄阳的气候水土，再往南一点到夏口，也能循序渐进适应，练兵在哪不能练，当然尽量放在靠近前线的位置，还便于有机会就随时投入作战。
民政方面，夏口城周边，原本的地理环境是比江陵还差一些的，所以也得治理——如果倒退八年，江陵周边也是沼泽地很多，云梦泽残迹东一片西一块，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地方独有的困难，整个江汉地区都这样。
江陵也是刘表当荆州牧后，因为没有别的生产基本盘，只好着力治理江汉沼泽。把大沼泽和连接的河道如夏泽、夏水之类的疏浚挖深，然后挖出来的淤泥用于肥田，把小沼泽围泽造田填平了，至少产生了上千万汉亩的新增肥沃耕地。
从这个角度来说，刘表治理地方八年，还是给百姓做了很多事情的，没有刘表，南郡能养活的人口潜力至少小近百万。
好在李素本来也是个喜欢兴修水利的，南方这两年余粮又多，朝廷官仓里剩的粮食打仗赈灾都花不完，往北方运支援北线战场路途损耗又太大。
李素就趁机拨出粮食组织百姓在夏口周边也围湖造田、把大沼泽彻底挖成湖，把小沼泽填了，水陆分明，既增加了田地面积，又没有降低丝毫“汛期分洪库容”。
剩下的湖泊深度大增，雨季总蓄水量比原先更大了。而且造出来的田也都是极肥沃的沼泽淤泥堆的上等水田肥田，灌溉条件也是先天就极为优越。
当然了，这个活儿没个几年的慢条斯理治理，是不可能克尽全功的，今年才动工了两个多月，只是稍微整了点雏形而已。整个夏口周边方圆近百里，都成了动员民夫和辅兵、士卒众多的大工地。
这样的安排，也省得大批部队在跟曹操、孙权相持期间除了训练没事干。
反正平时驻军对峙不干活也要吃军粮，把部队拉出来轮番参与施工、确保前线江防没问题，正好一举两得省点招募徭役民夫的粮食，拿出省下来粮食的一半给劳作士兵加餐，还锻炼了身体。
经过两个多月的整治，夏口城外的平整田地、市镇面积起码增加了一百多万汉亩。梁子湖东北部一大片原本水深只到人腰部的浅滩，都被从别处深水区挖出来的泥填平了，把梁子湖的湖面隔成了南北两片。
中间只留了一条河的宽度，继续沟通西北、东南两片湖区。而这条河道的深度自然是比原先还深了至少一丈。原本这段湖面只能过走舸或艨艟，连斗舰来了都会搁浅——
这一点在三个月前周泰截击吕蒙的那一战中，已经证实过了。当时吕蒙敢走这条水路试图突围，就是看在梁子湖湖区很多地方浅得就只是沼泽，都不配叫湖。
现在李素整治过后，这条河道至少可以过载八百人的斗舰，大中型商船也便于直接过，百姓商旅莫不膜拜李素之德。
李素自己前世也来过武汉，看过武汉的地图，所以只有他自己知道：如今被他填平后分割出来的梁子湖湖区，其实就是后世的武汉东湖。
只不过，一千八百年后的东湖应该是梁子湖千年自然淤积断开和百姓自发围垦造田的结果，那地方一贯肥沃，后世的华中农大就建在东湖以南这片淤塞成平原农田的地区。
现在，这一切则成了自上而下规划的政府工程。所以，未来也就不存在“武汉东湖”这个地名了，百姓只叫此处李公湖，是李素治水的产物。
在李素的治理下，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夏口越来越适合成为未来南方的三大政治核心之一（成都，夏口，建业）。
毕竟，江陵适合作为钱粮重地、鱼米之乡，襄阳适合作为军事要塞、扼南北要冲，但并不适合作为一州的政治核心。
在天下未乱之前，荆州的政治核心也是帝乡南阳郡的郡治宛城。襄阳成为荆州牧治所，本就是八年前刘表初到、赶不走霸占宛城的袁术，不得不临时找个地方设幕府，才选了襄阳。
这种选址思路，并没有摆脱“荆州的核心也要靠拢中原、靠拢雒阳”的桎梏，始终把自己的核心区往最北方离司隶最近的地方靠。
这实际上非常不利于荆南大片肥沃之地的开发。至少江夏郡和长沙郡都是非常值得开发的。李素要让大汉朝有更全面的发展，华夏大地能容纳更多的人口、有更大的文明纵深，就必须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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