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代齐的田氏，田和知道贵族的种种手段。
二十年前他不是国君，而是整个齐国最大的贵族，所以贵族的那点小手段他心里一清二楚。
他不是底层出身起义上台的农夫，所以他未必知道底层想要什么，但一定知道贵族们想要什么、反对什么。
为了鼓励贵族们发展工商业，或者说为了防止贵族们和他们家族当年一样积累势力，他还要制定以下的政策。
其一便是统一度量衡。
田氏起家，靠的就是度量衡的不统一以招揽民心，荒年的时候用大斗出借，小斗问还，从而合法合理地利用度量衡的不统一，钻了空子打了擦边球。
这一点他不是针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想到的，他只是基于自己家族的发家史想到的。
当然，这一点田和觉得也可以促进齐国工商业的发展，并且有利于他征收赋税。
其次，便是公开允许贵族开办冶炼金属等行业，但是一定要申明公开，否则一旦查处到不申明却悄悄开办的，立刻除以重罚甚至削去封地。
这个行业，也是各个贵族发家致富的好东西，田氏发家的时候，就有开采黄金和铜的行为。
既然这是贵族们都做的事，那他不妨允许贵族这样做，只要缴纳足够的税就可以。
人手不足？封地上的农夫归贵族支配，你们愿意做就做。如果民怨沸腾，那可以杀鸡儆猴，减缓民众的恨意，同时还被民众称作仁义之君。
技术不足？允许工商业者开办，并且可以给予工商业者扶植，只要请求，甚至可以允许贵族将封地上的农夫出让给工商业者，使他们谋利。
资金不够？“国轨”和官山海政策之下充实的国库，可以给予贷款和扶植。
甚至于一些春秋时代流传下来的“官办”手工业，都可以转让给一些想要扶植的豪商。
春秋时代，各国的手工业都是官办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才出现了大量的私营手工业。
但是齐国的经济学派认为，在现在“民思变业”的前提下，再用官营的手段继续束缚那些“百工”身份的人做事，他们会心怀怨恨。
再比如开办矿山，如果直接征召农夫服劳役，民众聚在一起就容易闹事，而且打仗的时候这些农夫必然心怀怨恨，可能倒戈。
既然这样，不如将一些官办手工业转交给私人——至于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得到这些产业，那自然是支持齐国经济学派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这么搞能够得到利益的人。
这样一来，便可以使豪商经营原本官办的手工业，商人求利，所以他们会想办法榨取利益，而国君只需要收税就足够了。
而且诸如开办矿山之类的工业，让豪商们参与进来，组织由他们组织、出事由他们负责、农夫怨恨也可以适当地杀一批，而农夫也不会怨恨到国君的头上。
作为国君，只需要“十取其三”，获得足够的利益充实府库、征召士卒即可。
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促进齐国的经济发展，使得手工业发展起来，手工业的发展才能够使得“卒有甲胄、士有戎车”，也为组建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或者西河武卒的常备军做物质基础。
如此这般，既可以防备贵族和商人，同时又能让商人和小贵族们依附于国君。
在外部“开阡陌”的浪潮之下，齐国的贵族们反而得到了支配封地农夫的权力，这使得他们必然紧密团结在齐侯的周围，维系他们的利益。
在贵族高贵而商人贱人的背景下，又扶植一些家族依附国君形成大型的手工业、又允许贵族将封地上的农夫送入手工业劳作的方式，既解决了“民皆变业”的问题，又使得这些扶植起来的豪商必须支持君主，否则他们的利益就要被贵族掠夺。
而且，这样的扶植，还可以使得齐国本地的豪商和泗上墨家决裂，泗上墨家的商业必然会损耗这些被扶植的豪商的利益，他们如果无法在商品贸易上战胜泗上墨家那边的商人，就必须依靠齐侯的权力在国内获得特权以获胜。
在解决了贵族、豪商、军制、税收等问题后，就要做下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的打算。
当年观众的改革，是在分封制的基础上的改革，在不触动分封制的前提下，将全国分为十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工商业城市——十五个农业区需要提供兵员、六个工商业城市只需要纳税提供少量的兵员——那么管仲的想法就是：分封制为前提，那么君主只需要拿到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工商业城市，那就可以对其余贵族形成碾压的力量。
如今管仲的改革成果早已经破坏，时代证明这样的手段可以使得齐桓称霸，却不足以应对现在的天下局面。
所以，田和设想，要加强集权，形成一套君主直辖的行政手段。
田和设想，将整个齐国的国土分为五都。
临淄居中。
莒地作为对墨家的东部前线。
即墨作为胶东后方。
高唐作为对燕、赵方向的前线。
平阴作为对魏、鲁、和南下泗上的前线。
这五都设立名为“都大夫”的总督，掌管军政大权。
都大夫不是分封的大夫，不是上卿、上大夫这样的爵号，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类似于楚国的“公”，但又不可以世袭。
都大夫的人选，由国君亲自选定，而且当然从贵族中选拔。
都大夫在“五都”没有封地，他们作为“大夫”有封地，但是作为“都大夫”没有额外的封地，使得他们必须听命于君主。
都大夫之下，设立有其余的行政机构，但是不同于“大夫”，这些行政机构的人选，不是贵族的家臣和士，而是国君选派的贵族子弟或是士人。
五都中，都要设置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军权归属于君主，但是一般情况的指挥权归属于都大夫。